2019年4月16日

早前知道《帝范》这本书,貌似是从老王发的饭否里,或者是朋友圈里。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再次提到这三本帝王专用教科书,学习如何做一个贤明的君主。

文中说:

人们说现代社会有三种毒药:消费主义、性自由、成功。其实只有一种毒药,就是成功。另外两种毒药都是成功这种毒药的变种。

只要中了成功的毒,必然也会中另外两种毒。

对于渴望成功的人,只要获得了成功,消费和性欲就不再是问题。所以,成功是毒素最高的现代毒药。

这是因为成功是多样的,成功不是唯一的目的。而现代社会把成功变成唯一的目的,唯一的标准。如果有谁中了现代社会“成功”的毒,就会像瘾君子一样,难以摆脱。

实际上这几段话虽然是对的,但也是鸡汤。

这篇文章从标题到排版都具有浓浓的塑料感,但后半部分介绍这三本书的内容背景却是货真价实的上品。感觉后半部分关于三本书的介绍是编抄的,因为水平不一样,文风、信息量、认知深度及格局也相差很大,大量引用非常严谨,不仅不鸡汤,反而有点枯燥,很像出自一位百科内容加学者的手笔。

这些评述引用如下:

《贞观政要》与《康熙政要》在浩如烟海的史书中绚丽夺目、遥相呼应,如同瑰丽的宝玉,更像两颗耀眼的明珠在浩瀚的青史中闪耀,它们书写了中国历史上两个灿烂辉煌的盛世——“贞观之治”和“康熙盛世”,记录了缔造这两个盛世的英明睿智的帝王唐太宗和康熙大帝的言行语录以及他们和大臣们的互动。

通常谈到史学双璧,泛指《史记》和《资治通鉴》,但日知君认为《贞观政要》与《康熙政要》可以称得上是另一对史学双璧,它们无愧于“史学双璧”的美称,它们的史学价值不可估量,垂范后世,对后人有非凡的现实意义和实际效用以及警示启迪作用。

《贞观政要》对唐太宗的仁心仁政,以德治国,以民为本,善始慎终,戒奢纵贪婪,任人唯贤等诸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编着的一部政论性史书。它以记言为主,全书十卷四十篇,分类编辑了贞观年间,唐太宗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们的谏议、劝谏、奏疏等,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它和《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有关贞观政事的记载相比,较为详细,为后世提供了重要历史资料。

吴兢(670—749),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生于唐高宗总章三年,病逝于唐玄宗天宝八年。

史称吴兢“励志勤学,博通经史”。吴兢作为史官,不但能秉笔直书,还能不顾个人安危直陈政事,坚守作为史官忠于历史的高贵品格。

吴兢初入史馆即愤愤然于武三思等的“苟饰虚词,殊非直笔”之行径,认为“国史之作,在乎善恶必书”。

他私撰本朝国史,就是为保留历史真相。他对玄宗说明自撰国史的特点也是“虽文则不工,而事皆从实”。

吴兢突出强调的史学特质就是“直笔”二字。吴兢担任史官期间,利用业余时间写了《贞观政要》,想为后人留下信史,他秉笔直书的高尚风范成为后世史家的楷模。

吴兢在《序》和《上表》都对写此书的背景有说明。在序中介绍说: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是大唐立国以来的良相,“每克己励精,缅怀故实”,对贞观之治极为景仰,深感“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

于是授意他编撰本书,为的是继承祖宗的优良传统和致治方略。

贞观初,唐太宗欲了解前代帝王之得失,命魏征、虞世南等大臣编撰《群书治要》。编撰者从历代经史子集等文献中抉摘资料,总结的是从上古至晋代的历朝帝王之得失。

唐太宗本人也亲自撰写这类著作。他完成《帝范》12篇,于贞观二十二年(648)正式赐予皇太子李治,再三叮嘱,作为遗训:“饬躬阐政之道,皆在其中,朕一旦不讳,更无所言。”

唐太宗此举自然会启发后来者。《帝范》和《贞观政要》的篇名有不少是相同或相似的。两书对照(《帝范》在前,《贞观政要》在后)如下:

《君体》——《君道》、《政体》;《建亲》——《封建》;《求贤》——《任贤》;《审官》——《择官》;《纳谏》——《纳谏》;《去谗》——《杜谗邪》;《戒盈》——《谦让》;《崇俭》——《俭约》;《赏罚》——《刑法》;《务农》——《务农》;《阅武》——《征伐》、《安边》;《崇文》——《崇儒学》、《文史》。可见,《帝范》12篇均为吴兢所参照吸取。

《贞观政要》共10卷,分为40篇,每篇的篇名反映该篇的基本内容,内容相近的若干篇合为一卷,每卷大体反映一类问题。由于此书内容是分门别类编排,因而非常便于查阅和应用。

此书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有唐太宗和大臣的对话(类于记言之书);

有诏书和奏表的原文或节录(类于文集);有某件史事的经过(类于纪事本末体);有人物的传记(类于纪传体);在同一篇中所记内容基本依发生时间的先后排列顺序(类于编年体)。

尽管所记内容丰富、事项繁杂,所运用的体裁也相当灵活,但不变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宣传唐太宗的德政与治术,总结能够使国家长治久安的经验和教训。

《贞观政要》对于唐朝来说是一本很及时的书,被当作皇家子弟的学习教材。

唐宣宗李忱是晚唐稍有作为的君主,他很注重研习《贞观政要》,从中汲取施政经验。唐宣宗曾“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

元朝皇帝曾多次提起《政要》一书,并请当代儒臣讲解书中内容。明朗规定,皇帝除三、六、九日上朝以外,每天中午都请侍臣教授《政要》。

明宪宗朱见深特别注意《政要》的刊行工作,亲自为之作序,以示推崇。清朝康熙、乾隆皇帝都很熟悉《政要》内容,并且十分仰慕“贞观之治”。

乾隆皇帝说:“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

《贞观政要》在国外也很有影响。约在九世纪前后,这部书就传到了日本。

镰仓时代,1205年博士菅原为长专任讲官,为幕府讲解《政要》,对当时日本政局影响很大。

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在1615年颁布的《禁中并公家法度》十七条中,第一条就规定天子必读《贞观政要》,以“明古道”。此后,《政要》一书在日本得到了广泛流传。

唐太宗缔造了巍巍大唐的辉煌盛世,《贞观政要》对唐太宗的仁心仁政,以德治国,以民为本,善始慎终,戒奢纵贪婪,任人唯贤等诸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格言名句俯拾皆是,对于千年之后的读者仍具有现实的意义,使人深受启迪与警醒。

康熙大帝,爱新觉罗氏,名玄烨,是清朝第四位皇帝、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年号“康熙”,取万民康宁、天下熙盛的意思。

康熙大帝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局面,被后世学者尊为“千古一帝”,庙号圣祖,谥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通称为“圣祖仁皇帝”。

《康熙政要》主要记载了康熙大帝平时为政处事时的一些训诫和言谈以及和大臣们的对话等,其中包括君道、任贤、宽仁、俭约、诚信等诸多方面。

《康熙政要》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其多方位的记录了康熙大帝的雄才大略、渊博的学识、高尚的道德情操、敏锐的洞察力、坚强的意志、非凡的禀赋、高雅的文化素养等。

《康熙政要》的编纂者是章梫(1861-1949),名正耀,字立光,号一山,浙江省三门县海游镇人,著名学者、教育家、书法家。

章梫出生于书香门第,6岁入私塾,18岁应试中秀才,复至杭州诂经精舍深造,师从江南名师俞曲园,得俞亲与面授,研学经史,兼学数学、天文、地理,学业日进。

曾到四川、江西、湖南诸省谋事,考察民情风俗,以广见识。光绪三十年(1904),章梫进京考取进士,殿试授翰林院检讨。

以后,历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提调、监督,翰林院国史馆协修、纂修,功臣馆总纂、德宗实录馆纂修,邮传部丞参上行走。又兼京师大学堂经科、文科提调,邮传部、交通部传习所监督,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等职。

章梫在“观历代兴衰之故,考列朝因革之原”的基础上,认为康熙之治冠于“百王之治”,章梫在《康熙政要》“题识”中给予了康熙大帝极高的评价,“窃以为百王之治,无有过我圣祖之盛者。

圣祖仁如尧,俭如禹,文如舜,武如汤,好学如殷宗,敬胜如周考,而其治似因实创,其实似安实危,运以神谟,廓乎大定,享国久远,卜世绵长。”

基于康熙盛世的恢宏和对康熙大帝的钦佩敬仰,章梫于是萌生效仿唐朝吴兢的《贞观政要》而作《康熙政要》的念头。

为了实现这一宏愿,章梫利用自己的任职条件,广泛搜集正史材料慎重甄录相关文集,对稗官野史则抱着“非敢杂厕”的严谨审慎态度。

同时,他又主动地同讲习馆同僚诸臣“朝夕讨论”,“再易寒暑”之后,终于编纂成《康熙政要》二十四卷,合四十二篇。

章梫认为康熙大帝“圣学之大、德量之闳、规模之远,实即万年有道之治所由启”。

《康熙政要》一书仿照唐代吴兢《贞观政要》体例,分门别类,选辑各种文献中有关康熙事迹的资料,其篇目较《贞观政要》增加了“遵法祖制”、“优礼大臣”、“勤学”、“恤勋旧”、“尚廉”、“理学”、“舆地”、“历算”等,更加突出了康熙时代的特点以及康熙大帝的才华、学识、品德与治国之道。

据作者“题识”,《康熙政要》完成于宣统二年(1910),亦当于此时刊刻行世。这里仅摘选以下四段与读者共享。

卷二 论政体第二:康熙二十五年(1686),圣祖皇帝吩咐大学士等官说:“我认为自古以来帝王抚绥统御百姓,政治清明,教化通畅,与其以刑罚惩治民众,使人畏惧法网,幸免无罪,不如以道德感化,使民众纯一向善,不忍心为非作歹。

《尚书》上说:‘天下万邦调和融洽,黎民百姓变得良善和睦。’又说:‘皇帝对臣下简明易行,对民众宽宏大量。’唐尧、舜禹的时代,依从人们的愿望来治理,像风一样鼓动四方人民,其效果就验证了这一点。

我曾经倾慕上古的兴隆,努力推行教化,希望以此感发人们的天良,与他们一起走向正直之道。”

卷十一论宽仁第十四:康熙三十五年(1696),圣祖皇帝吩咐议政大臣等说:“天下应当以仁德感化,而不可只以威势慑服。如今我亲征噶尔丹,都是噶尔丹咎由自取。

况且噶尔丹凶恶残暴,我则以宽仁对他;噶尔丹奸诈狡猾,我则以诚信对他。我曾经看到经史文献上说,只有仁者无敌。现在噶尔丹已经穷途末路,派遣使者格垒沽英前来乞和,我的意思仍然是安抚。”

诸位大臣上奏说:“皇上真是天地好生之心,实在是从古以来所没有的。”圣祖皇帝说:“古代的将帅,即使善于用兵,但多杀戮已经投降的敌人。有的其自身不得善终,有的子孙不昌盛,这都是好杀的明确警戒。

古代的君主,有的穷兵黩武,好大喜功,我的意见则不以为然。我只希望天下和乐,四海升平,家给人足,人民各得其生罢了。噶尔丹的使者格垒沽英,可以仍旧遣返。”

卷十六论理学第二十八:圣祖皇帝御撰《性理大全序》写道:“上古时代的圣王,之所以能够继承天子之位,作为天下万民的君主和老师,不仅仅在于治国之法的严明完备,而在于心法、道法的精微。

执中之道的训诲,开始于唐尧、虞舜,帝王之学,没有不是由此生发开来的。谈论人心,就说:‘人心自私危险,道心幽昧微明。’谈论人性,就说:‘顺从人的自然天性,找到安定他们的办法的就是君王。’按照天性相同的道理,人心中固有的良知,是各种善念的渊源所自。

以此为本建立至高无上的统治原则,则成为纯正的天德王道;以此诱导教化民众,则成就治理的一道同风。想要修养身心,达到理想的治世,离开这个大道还有何路可走呢?

我继承太祖、太宗积累的完美典制,继承世祖章皇帝的宏图大业,日夜恭敬戒惧,嘉惠海内,以期达到隆平之治。

每每想到唐尧、虞舜与夏禹、商汤、周文王的政治以道义为本,而他们的道义则以心性为本。认真辨析心性之理,以辅助阐释六经、发挥圣王之道,没有比宋代各位大儒更加详尽的了。”

卷十七论经史文学第二十九:《四书解义》刊刻完成,圣祖皇帝御撰序言写道:“我考虑天生圣贤,作为人民的君主和老师,千秋万代道统的承传,也就是统治所系的关键。自从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之后,则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而《易经》、《书经》、《诗经》、《礼记》、《春秋》之外,还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这四部书。就好像日月之光经行于天空,五岳四渎之山水流淌和峙立于大地。多么重要啊!有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四子,而后尧、舜、禹、汤、文二帝三王之道才得以传承下来。有了四子之书,而后《五经》的理论体系才得以完备。四子之书,首先是得到了《五经》的精义,然后加以阐发议论。孔子以人类诞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圣明,与春秋列国的君主、大夫以及他的弟子讨论政事与学问,天德王道的全部,修己治人的关键,都在《论语》一书之中。《大学》、《中庸》都是孔子思想的薪传,曾子、子思独得其正宗。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这是国家天下之所以得到治理和安宁的原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及致中和,这是天地万物之所以生长创造、九经五达道之所以通行天下的根本。到了孟子,继承往圣的道统,开创后来的儒学,破除异端邪说以端正人心,使得人性本善、仁政仁义的宗旨能够显明于天下。这些圣贤的训诲言论,都是为了千秋万代的人民所作的。儒学的道统在这里,天下的统治也在这里。”

实录馆总裁、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徐世昌在《序》中,赞道,“章检讨梫绩学深思,覃于掌故,故仿唐史臣吴兢《贞观政要》之体,为《康熙政要》卷二十有四,目四十有二,择精语详,使二百年以后读者,如见先正王氏熙、冯氏溥、李氏光地诸臣一堂拜飏之盛。”

同时高度评价康熙盛世为“历年之永,作人之盛,茀禄之康,盖自汉以来所未有也。”

另一位给《康熙政要》作序的协办大学士、外务部尚书瞿鸿禨盛赞康熙大帝,“圣祖《庭训》尝曰:‘心法为治法之原。’此所以上接尧舜之心传,而克成尧舜之治道也。”

唐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的盛世令无数神州子民魂牵梦绕,它是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巅峰,中土的人民代代无尽的诉说着天朝泱泱大国的传奇来缅怀对太宗的思念。

读着《贞观政要》,仿佛梦回大唐,来到了古都长安,目睹着太宗引领群臣励精图治,讨论施政方案,见证着贞观年间四海升平,天下一统,人民欢歌笑语的情景。

《康熙政要》虽然书成才有百余年,但是它详尽的记录了康熙大帝的智慧和高尚品格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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