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2日

看到察网的这篇文章,有几点感受:

1.1994年海外出版的《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是一本禁书,豆瓣搜不到名录,因为作者是敏感词。这个L大约是刘晓波,2010年获诺贝尔和平奖,获奖期间刘尚在服刑。

诺贝尔和平奖有很强的政治性,早已不是单纯的为了世界和平、外交及裁军等方面,公正的颁给做出卓越努力的人物。刘的获奖应该因西方某国的国家势力的大力运作和强力干预,就像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引发极大争议一样,诺贝尔和平奖几乎跟奥斯卡奖一样,需要大量lobby,并不是公平独立的学术评奖,也充满政治倾向和暗箱操作。

应该说前期的刘的作品,是有严肃的思考,但他出名后继续追逐名利,因此论为被政治势力利用。

知识分子的普遍弱点是名利,往往在政治上天真幼稚,容易沦为国家间对立政治势力的打手。这种被当枪使的知识分子及文学奖、艺术家,往往是没什么好下场的,最终不是拘禁服刑,就是流亡追杀。当两种势力被夹击的厉害,还会面临被出卖和挤兑,身败名裂,粉身碎骨。比如当年被逼走投无路的海明威。还有被中情局利用的《日瓦戈医生》及作者。

2.把中国问题归于制度或领导人的问题,的确是极端和肤浅的。

单纯的把经济搞上去、把民主更放开,并不能解决真正的中国问题。真正有效的解法大约是,物质文化需要要跟精神修养程度相匹配。当下的社会矛盾变化为: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包含贫富差距,信仰缺失,精神贫瘠,等等引发的各类问题。

所以国学的复兴,虽然有时也连带着把酸臭腐朽复活了,但古人们对精神追求和生活智慧的积累,其实是一种优良传统,生活里需要观察和反思,需要根据当下的时代进步,形成每个人“过好日子”的生活智慧,这大约就是精神信仰吧。

3.察网列举了三个人,刘晓波、茅于轼、余英时、陈道明,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思考,各有所长,也各有局限。

盲目追求经济,代价是污染和对国民身体的损害。拼命追求金钱,导致道德的衰败。教育的忽视,导致素质的退化影响后代。——这些二十多年前的反思是认真严谨的,1994年还没有全面改革开放,具有很强的前瞻性。提出准确问题,对应解法就明确了,尽管既不能防患未然,也未伴随修正。事后印证,亡羊补牢。

4.反思和积累,其实就是一场自我教育的过程,随着时代不断成长。

5.察网居然拿出刘晓波的正面观点来举例,真大胆。

胡新民 | 一位旅美大陆作家谈“老路”和“邪路”

上世纪80-90年代,有一些中国文化人旅居海外,在美国的居多。他们之中有的虽然身在海外,但对中国的发展仍很关心。其中有位2005年去世旅美作家就是这样的人,在此且用L作家代表。

1994年海外出版的《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是一本有一定影响的书,有香港版、台湾版,日文版和英文版。笔者看到的的是中文繁体字第七版。该书汇集了当时旅美的43位华人名家对中国时局的分析,其中不乏有独具慧眼者。印象最深之一的就是L的见解。笔者以为,读读他对“老路”和“邪路”的看法,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在谈到中国下一步走向的时候,L作家认为多年中国流行的一种观点是肤浅的,那种观点“就是只要有了市场经济、有了民主,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因此,L作家当时就意识到了中国发展的“老路”和“邪路”问题。他认为,中国的道路,既不能是老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不是全盘西化。”“必须以中国特殊国情为基础,参照外国的经验,找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来。”他认为过去只抓政治是不对的,但是现在“经济上去了,人下来了”,“人退化了”,“其结果都是把人扭曲。这是在一切问题中最可怕的一个。”

可怕到什么程度?L作家的警示是三个“自杀”。他说:

“一个是拼命追求经济,而不顾环境污染,是身体上的自杀;拼命追求金钱,男盗女娼,是道德上的自杀;教育衰败,人的文化素质退化,是智能方面的自杀。”(见《邓小平之后的中国》428-429页)

当时的采访者告诉L作家,他还采访了历史学家余英时,余也认为,如果把中国的问题简单地归咎为制度或者法律问题,那太肤浅。

身在美国L作家,通过自己的亲自观察,发现尽管美国的制度是民主的,法制是严密的,但还是弊端丛生。因此,他认为关键的还是人的的问题:一个社会最需要的是人的高尚。

在对人和物的理解方面,L作家确实高人一筹。有些人因为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缺乏深度,怎么都理不出个头绪来。例如茅×轼,他曾在回答FT中文网记者关于现在中国社会的抱怨和暴戾之气时说:

“这个现象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跟过去低层的人生活比较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更不要说高收入者……这么好的生活为什么怨气还这么大,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L作家可以说早就回答了茅×轼的问题。这里还可以联系到中国梦的问题。著名演员陈道明的中国梦或许可以使茅×轼茅塞顿开。陈道明在2011年的一次关于践行中国梦的颁奖会上说:

“我的中国梦,是每个人都能正常生活,正常工作,正常睡觉,正常治病,正常吃东西,正常走在城市的马路上,呼吸的空气是正常的,到医院看病、排队、挂号也是正常的,死亡也是正常的。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要求。”

陈道明为了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得更清楚一些,还补充说

“真的,我宁可没电脑、没电视、没汽车,哪怕我现在兜里就十五块钱,只要我觉得安全、很愉快,大家都很有秩序地生活和工作,政府和国家很有秩序地发展,我的工作和生活就会很踏实。像现在,不知道明天单位会不会破产被辞掉,也不知道明天口袋里的钱会不会贬值。”

这就是说,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物质清贫一点关系并不大,生活的安定则更为重要。

陈道明所说的那种生活特征,应该是很多人都或多或少是了解一些的。但是茅×轼们可是就是理解不了的,这可能与他们只熟悉经济工作有关,过于关注物而过于忽视了人。因此,我们应该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国情和民情。在这方面,无论是陈道明还是L作家,他们的话还是值得思考的。

胡新民,察网专栏学者,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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