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5日

看到@核武老人魏世杰 在微博上发了这篇关于王光美的另一面的文章,说,受迫害之前也是迫害者。

@文史l学堂:属实。

刘力博士转发评价://@青蛙司教:这女人跟老公就是魔鬼,并创造了大魔鬼,最后被竞争掉了!也属咎由自取,只是可惜了几千万的冤魂!

搜了一下百科,桃园经验的四清运动,果然是王光美在刘少奇指导下主抓的,性质恶劣,开了文革前政治迫害的先河。从前知道王光美的夫人外交的故事,没想到另一面是夫人干政,历史果然有两面性啊,不能只看一面,要辩证着看。

受迫害之前也是迫害者,这话突然想起另一句老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当年不明白可怜之人的可恨之处是什么,原来可怜之人不仅会将别人对他们的迫害重复施加给他人,或者不思进取,沉迷于痛苦不能自拔,继续呆在困境里扮可怜,让试图帮助他们的人怒其不争。

都是生活智慧。

王光美的另一面

出处:迎雪说史

编者按:编发这篇老文章,不是否定王光美,否定王光美作为刘少奇夫人而饱受文革摧残并成为最大受害者之一的事实。只是以历史的客观来解读她在四清运动中的另一面,以及如何为后来的文革埋下伏笔。在另一面的背后,不涉及关于人性善恶的评价,因为在那样的时代,人性已然丧失殆尽。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光美算不上是文革序曲的演奏者,只是后来发生的一切,让她和刘少奇成为了双重悲剧(迫害与被迫害)的主人公。

2006年中共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逝世,时任领导人胡、温出席追悼会,网路上对这位元“伟大的现代女性”亦一片赞扬之声,尤其是对她文革中丧夫陷狱,更是无比同情。王光美无疑是文革的受害者,作为当时的第一夫人,还毫无疑问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然而,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识形态上,和迫害者并没有不同。

“桃园经验”开政治迫害的先河。王光美在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并不仅是由她作为外交花瓶的第一夫人的身份而定。而是她和夫婿刘少奇一同创立的河北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又称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1964年9月)。如果我们今天再阅读一下王光美与夫婿携手在全国大力推广宣讲“桃园经验”,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是文化大革命的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他自己创立的经验,却都最终成了打倒他们本人的利器。

首先,“桃园经验”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极坏的范例,使江青步入政治舞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王光美创立的“桃园经验”采取“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的方式,主张另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斗争”,又为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进而“夺权斗争”的思路。最后,刘王合创的“桃园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

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王直接指导下搞出来“经验”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文革中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四清”样板时发现:“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

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后来体罚之风,越演越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燕飞”,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它很可能就发源于”桃园经验“!据海外新闻单位的不完全的统计,在”四清“中,共逼死干部群众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乡共整了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这些”四清“成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中被证明绝大多数是冤、错、假案。

文革初期在清华大学迫害大批无辜师生。文革初期,刘少奇故伎重演,一心想在清华大学再创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桃园经验”,再一次派王光美作为“普通工作组组员”的名义去清华大学直接指挥运动,被下喻指为“太上(女)皇”。在王的指挥下,工作组非但立刻把校长蒋南翔和所有的副校长全部打成“黑帮”,而且残酷地迫害无辜师生。工作组一进校,就责令全部“干部”,包括教研组正副主任全部“靠边站”、“上楼”批斗。清华群众形容当时的乱斗场面是“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王光美指导的工作组打入“黑帮劳改队”的竟占了百分之七十之多!

对普通师生,只要是对中共有过一点批评,抑或对工作组有过一点非议,也立刻打成“反革命小集团”。一时清华园内冤狱遍地,“右派”丛生。据文革后统计,十年中清华大学共有包括武斗致死的“不正常死亡者”48人,其中被工作组迫害致死的就达三分之一左右!当时年仅20岁左右的工化系学生蒯大富不过因为“革命”过头,对工作组提了一些意见,立刻被王光美和刘少奇打成“反革命学生”,就地监禁批斗,也搞得他差一点自杀。

结果这一事件被用作为打倒刘少奇的一着妙棋,蒯大富成了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造反派红卫兵请冈山兵团的“蒯司令”,王光美反而成了“反革命”。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在全校批斗王光美时,笔者正在北京串联,住在清华大学。我和当时清华大学的不少师生谈起王光美在清华的所作所为,不少师生认为:其言行虚伪做作,整人心肠狠毒,虽然造反派斗她的大会有些过份,但这也是她在清华作恶多端的一种报应。

应当指出的是:王光美在文革后强调了自己受迫害的那一面,而对于自己从四清到文革的迫害别人的经历,却做了种种不应当的辩解。比如,她在某些场合仍然把她在四清运动中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和今天的“反腐败”相提并论,被指缺乏反省和忏悔的一面。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结束后,王光美对毛泽东的态度,逐渐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刘少奇还没有正式平反的时候,王光美和她的子女一直在击鼓鸣冤。据说她在观看歌颂周恩来保护刘少奇的电影时拂袖而去,因为在她眼里,周其实是迫害刘致死的罪魁祸首之一(刘的专案组长)。还据说在刘少奇的追悼会的悼词中,她坚持删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好学生”等字眼。但从九十年代开始,随着儿子步入政坛,两个女儿也纷纷成为海外中资公司的老板,她一反常态,从此以“毛主席的好学生”自居。

王光美无疑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又同时是这一历史的制造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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