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敲锣事件

看到@谈吐TIMETO 在微博说起武汉敲锣事件:

陆定一写过一篇文章,小学必选录的课文《老山界》。

其中有一段话我记忆犹新:“黎明的时候被人推醒,说是准备出发。山下有人送饭上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抢了一碗就吃。”

当时老师问,作为革命战士,应该有部队纪律和谦让精神,怎么会用一个“抢”字呢?

当时围绕这个“抢”字,老师用了一节课的时间解析了心理。人在极度饥饿的时候,且部队爬山行军,餐饮供应是断续的,在基本有保障的前提下,“抢”并不是有人有吃有人没得吃,这个“抢”更多是先后的意思。

我们看美国战争大片,总能看到士兵怯弱恐惧的描写。这个,和“抢”一样,都是真实的人性。

有人评价,武汉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网络的救助,在帮到一个人同时,其实也是阻挡了另一个病患找到病床。这个观点看起来是非常正确的。

只是,忽略了人性的不科学不理智的部分。

比如,一万个人受伤,五千张床位,我们怎么救人?是的,谁更痛苦,谁呻吟的声音更大。这是一个标准,谁更有特权,谁更有人脉资源,这也是一个另类的标准。

我们是普通人,后一个标准多数人都不会有,而前一个标准,当网络呻吟弥漫的时候,我们只能选择,把这种呻吟哀嚎扩大。

网络只是一个扩音器。

别忘了,事实上,很多病患之所以叫唤,是因为彻底被忽略,甚至不计入确诊名单。

我们扩音,不是为了让有关部门赶紧安排床位,而是坐标一下,这里还有一个受难者。

以理性的审查看到很多不可斟酌的时代,往往是会谬误很多事情的。

尘埃自己的声音,是极其微弱的。

这个评论写的真好,人情与人性。求助呼喊和音量,到底是否有碍公平,这种讨论,的确很值得思考。而科学理性的看待这个事情,是人情练达,是认识深度,也是社会科学。

认识是螺旋上升的,弱势群体需要获得救助时,他们的声音小,被放大后,因此获得救助。如果医疗资源容纳能力不提高的话,求助的音量大,的确也有碍公平,但也因他们音量小而而得不到救助,存在不公平。

如果因此医疗资源改善了,的确也在一定程度上因此推动并扩大了容灾能力,这是进步和公平的意义。如果只讲公平,床位少、患者多,但患者多、社区人力少,这种供需不平衡产生的矛盾,注定仍然不公平是常态。公平和不公平是动态辩证的,没有绝对的,只有相对。

武汉女士为救母而敲锣是不得已,是绝望之下寻求希望,帮忙转发的邻居是传递了希望之光。事后舆论发酵以后,武汉女士备受攻击无法忍受,情绪失控,又被攻击,作为普通人来说,也会再次走向无助。呼吁和救助,总归要走向良性循环,如果不能彼此信任,势必对立和恶化。

很多普通人在忍受不了攻击的时候,被迫公开发言以正视听,其实没有能力做到专业PR那么滴水不漏,部分细节又被抓住下次继续批评,的确这种情况很常见。所以当他们被攻击指责到几乎无法承受,被迫发声明,往往要感谢官方,并有正视听的言辞,这也常见。而且也是人之常情。

因为,之所以公开呼吁和求助,就是常规途径获得救助的通道受阻。当收到救助,合理感谢,最后不也是有个交代,为了让常规途径通顺吗?

水宜疏不宜堵,如果河道堵了,使其通顺是唯一方法,如果决口放水,就是毁堤淹田的大事。如果实在一时无法疏解,河流改道往往是临时的,而且成本很大。事后往往还得回归常态,解决堵塞河道的根本问题,不然新河道未经加固,洪水再来依然风险很大。

作为普通人,往往是弱势群体,无论敲锣呼救,还是自力更生,都是求生精神,若是放弃求生,绝望的坏情绪会传染,破坏性更大,那更可怕。这次灾情过程中,微博等公开媒体的帮助,舆情监控并通力协作,及时给予救助,这其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我国灾情中,并未发生较大面积的绝望之下而打砸抢的事件,救灾和救助还是一心向好的,这是很难得的。

当然了,虽然并未见公开太多报道,但个别地区发生过个别事件应该是有可能的。也不排除个别破坏和治安事件,好在总体控制的比较好。总体来说,众生希望,就能熬过危机。如果绝望,就会走向黑暗和反噬。

抢馒头的“抢”不是争抢,而是表达饥饿状态下的先后,这个也是现实对人性的理解和尊重。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突然被舆论推到风口浪尖的普通人,往往不那么容易适应这种双刃剑的磨练。所以出名对于很多人来说,不见得是好事,出名过程往往伴随很多大部分人不想要的东西。

终于明白,从小语文课重视议论文写作,也是思维训练。

@黑板报的水晶

这件事情的恶心之处在于,当时敲锣呼救、众人转发传递,都是出于本能与朴素的人性。事过境迁之后,敲锣人开始指点江山,你们谁谁谁做得不错、谁谁谁别拉我下水,这种“逆袭”就不免令人错愕了。再加上蛆块链非要借机把全国人民硬切成方粉和反方两大阵营,种种丑态,触目惊心。

声音可能被编辑,舆论可能被炒作,这个可能是事实。但指点江山这个观点不同意。把任何一个当事人放到这个位置,发这样的声明,往往是大概率的。李医生也在训诫书上签了“知道了”,签了就是目前的结果,但如果不签,后果会更加严重。作为一个普通人,能力有限,虽然算不得囚徒困境,但当时当地当下,能有的选择的确不多。

比如萨利机长,当年听证会批评萨利机长选了河上迫降更危险的降落方式,没有选择损失和危险更小的方案。萨利机长的辩护词就是,当时情况危急,信息不充足,但需要马上做决策,不可能像事后信息论证充足的情况下挑最优方案。就是说,事后诸葛亮不能用来审判当事人的决策是否最优。

看到王小山的微博,提及古巴某大学生呼吁想回国的事情,很多人转了,大学生获得大使馆的联系,第二天发现大学生删帖,内容提及要合理言论,及不要被某势力利用。

王小山说:不知道怎么说,如果没有敲锣女那个事,这位古巴留学生的帖子昨天肯定就帮转了。谢天谢地,幸亏没转,逃过一劫。

看起来,他也经历或听说了不少。

@王小山 还说:“重新温习了武汉鼓盆女李丽娜这条新闻,其实,依然还是感动。只是有句话不太同意,救他们母女的,并非那个盆,而是帮她们拍视频上传的邻居、无数转发的网友、见到视频而上门的工作人员和医生护士。鼓盆而哭,声声血泪,换来一个满意结果,那个盆子已经用过,扔了算了。 http://t.cn/A6ADEYIs ”

也不能这样说。敲锣时在武汉当时那个状态,医疗资源仍是不充足,所以才会出现部分患者得不到救治的情况出现,医疗资源当时应该是被防疫指挥部统一指挥,扩容涉及太多行政协调,有些事情医院自己解决不了。如果缺床位的医院也难以容纳更多人,医院被挤兑。敲锣母女之所以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入院,就是因为患者增加与床位不足的矛盾,医院容纳和社区周转能力不足,调度无法跟上住院需求,敲锣事件才因此出现。指挥部调整了,增加了容纳能力,提高了周转效率,这才解决了问题。敲锣的意义在于,给患者们传递了希望,如果病情危重,仍然可以呼救和求生,而不是自暴自弃。

这其中,是不能把组织起到的作用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每个国家的组织能力不同,大灾之下,容灾能力和治理水平不同。看到国外的千奇百怪的案例,有些事情中国的确没有出现,一方面可能是幸运,一方面可能因工作到位而避免。但个人遭灾才想到集体,风平浪静之后也不能抹杀集体的作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白白而得。因为集体利益曾经牺牲过部分个人利益和自由,因为个人在危难情况下获得救助而感恩集体主义的帮助,这也是实事求是,并不应该受到批判。

敲锣女士得到了邻居和热心网友等很多个人的帮助,这个是事实,她感谢了。也得到过集体的帮助,这也是事实,也感谢了。两者都是感谢,不赢厚此薄彼,与农夫与狼没什么关系。敲锣女士被网络暴力攻击到情绪失控,再被转发就措辞激动,提及不想写入日记,不想出国,这两句话很特别,应该有人就此猛烈攻击过,而且高度隐蔽。

如果社区工作人员和医护,自己有能力转运他们去有床位的地方住院,就根本不会有敲锣事件发生了。社区和医院没有动机阻碍患者入院。只是当时超过能力,需要更高级别介入才能解决问题。后来也介入了,也解决了,本应皆大欢喜。后来发生了什么,把几个月前的这件事又翻出来了呢?是官方主动采访她们要求弘扬正能量引起反感?还是被苍蝇们盯上不断炒作引起的?哪一种?

想起《菜根谭》的一句话:

攻人之过勿太严,要思其堪受。

教人之善勿太高,当使其可从。

如果做人,如何做个好人?

人情世故,都是学问。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皆文章。

发布者

Lorna

简单专注,虚心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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