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对商人的防范

看到一篇文章,全部被删了。
古代中国对商人的防范标题是《张宏杰:中国古代为什么防范商人》,搜了一下,有可能是张宏杰读博士开始的一些研究。
搜到一篇类似标题的文章,雪球上还残存的《古代中国对商人的防范》,应该是论文或书中内容。

古代中国对商人的防范
文/张宏杰

上一章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除了欧洲,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商业也很繁荣,但是为什么只有在欧洲才能出现自治城市呢?
首先,欧洲毕竟存在过漫长的希腊-罗马文明,它的历史基因虽然一度潜伏,但是仍然对中世纪后期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其次,中世纪欧洲一直没有建立起大一统的郡县制度,以及庞大的官僚体系,因此,各地实际上只能选择自治,只不过农村是封建主自治,而城市选择了另一种自治方式。城市里的事太纷纭复杂,封建主也不知道怎么管,乐得拿钱了事。
最后,欧洲在历史上不存在对商人制度性的刻意打压,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却并非如此。“城市权力的发展给欧洲商人带来了地位和权力,这在欧亚大陆上是独一无二的。在欧洲之外商人根本没有机会上升到权威的地位。例如,在中国,政府的职位由学者占据;在日本,武士享有权力;在马来亚地区和印度的拉吉普特邦,地方贵族管理政府,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由商人占据要津。”古代中国对商人的歧视非常直接而彻底,这决定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路径不可能与西方同步。

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说,人类有追求自利和喜好交易的天赋,这会导致市场分工的自发演进和市场秩序自身的不断扩展。但是这一理论在中国不尽适用。在古代中国,“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张”。确实,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金钱万能,那么中国传统社会则是权力万能。
因为权力的独占性,所以历代君主都对商人阶层抱有戒备和歧视心理。战国时期,中国的统治者们就十分敏锐地认识到,经济力量会威胁政权的稳定。
管仲说:“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拥有万金的大商贾,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拥有千金的大商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国家的财富流失到个人手里了。这是很可怕的,因为有些人变得太富,国君就没法用利禄驱使他。有些人又太穷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刑罚也威慑不住他。这样就会导致天下混乱。
因此,管仲提出了著名的“利出一孔”理论,即天下所有的好处,天底下所有的利益,都要从由权力这个“孔”出来,由君主来赐予。他说:“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经济权力由国家统一掌握,这样的国家才强大无敌;国君用政策来决定百姓的贫富和生死,百姓就拥戴国君如日月,亲近国君如父母了。
在其他很多古文明当中,商业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公元前3000年,中东的亚述人就开始签订商业合约,那个时候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合伙协议书:14个人集资26块黄金成立一个基金,交由一名叫阿穆尔伊斯塔的商人管理,这个商人也拿出4块黄金加入。基金时效4年,收益的1/3归这名商人。
而罗马人发明了法人制度,创造了公司的雏形。“在罗马法中,人是指能够拥有财产权,能够起诉和被起诉的任何个体。”“用法律保护个人权利,明确所有权归属,这些正是自由交易和市场形成的前提。也许正基于此,很多学者才把发明公司的荣耀归于罗马人。”“罗马的公司由合伙人共同出资,选举管理人经营业务。”
古希腊梭伦(Solon)改革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重商”。梭伦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的措施,他颁布法令:来雅典定居的外邦手工匠人可以获得公民权,他还特别鼓励手工业品的出口。这些经济改革措施有力地促进了雅典经济特别是出口的迅速发展。
而大致与梭伦改革同时代的中国法家变法,几乎无一例外地“抑商”。商鞅制定了一系列歧视性规定,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他宣布“废逆旅”,即废除旅馆,使外出经商的人没有住处。他用重税限制农民弃农经商,指出“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加重关市税收,那么农民就会讨厌经商,商人也会有退缩之心。
因此中国多数朝代都对商人阶层设置了歧视性规定。比如西汉“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不能穿丝绸,到哪儿都得步行。晋代为了侮辱商人,让他们“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一脚白鞋,一脚黑鞋,这样奇怪的穿着,就是让你看起来和正常人不一样。前秦皇帝苻坚规定“工商皂隶不得服金银、锦绣,犯者弃市”。规定商人不能穿金戴银,穿绸裹缎,否则杀头。唐代规定,商人及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朱元璋则规定,在穿衣方面,商人低人一等。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4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2种料子的衣服。商人即使富可敌国,也没权利穿绸子。

记得我中学时读世界历史,课本上有一段是讲西方资本主义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说因为欧洲的国王们很穷,打仗办事得向商人们借钱,钱借多了还不起,结果国王们就被新兴的资产阶级控制,不得不制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读了这些之后我大惑不解:君主怎么会被商人控制?抄了商人的家,商人的一切不就都是君主的了吗?西方的君主怎么那样笨?
其实我的想法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虽然私有制在中国起源很早,然而中国社会并没有真正确立起“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的一切,都是皇帝的。因此在中国古代王朝,产权比较模糊,有的朝代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但是有的朝代规定土地必须由国家来分配,比如北魏和隋唐的均田制。这两种制度可以无缝切换,说明一切都在权力的任意控制下。
所以,传统中国不可能产生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中国古代皇权不尊重私人产权,表现在很多方面。
第一,传统时代的皇帝,喜欢以“迁徙富豪”的方式来控制地方势力。我们读史书,经常会看到“徙天下豪富实京师”这样的话。确实,秦汉以来,皇帝经常通过把富豪迁到首都的方式,把地方上的强大家族连根拔起:“从秦以来,经常不断地徙天下豪富于京师……这些豪富都是大的土地占有者,把他们迁离家乡,定居京师,他们只能携带走自己所有的动产,而不能搬移土地。结果,他们所拥有的大量土地,便被政府没收。”比如“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史记·秦始皇本纪》)。汉武帝“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汉书·武帝纪》)。明太祖建国不久,即下令迁江南民14万户到凤阳(朱元璋一度打算以凤阳为首都)。1391年,迁天下富户5300户到南京。1397年,又强迫各地富户14300余户迁到南京。
富人被迁徙到首都,意味着一大家人不得不放弃原来的生活方式,放弃大量的土地,更别提漫长的迁徙路上老弱人口的生病死亡。这些举动用今天的眼光看,无疑是严重侵犯民众权利的行为,但是历代传统史家习以为常,均认为是雄才大略的举动,以为这样才能长治久安。
第二,传统时代皇室和政府的采购中,经常通过强买强卖的方式来占商人的便宜。白居易的《卖炭翁》描述的就是唐代官府“和买”的过程,1000多斤炭,半匹红绡一丈绫就换走了:“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明代衙门“和买”时,也仍然如此,只给一半的价格:“价但半给。如扇子值二钱者只给一钱,他物类是,铺户甚苦之。”商人虽然抱怨,但是毫无办法。这些现象,几乎历代都有,人们同样习以为常:人家提着脑袋打下了江山,还不让人家占点便宜么?
第三,一遇财政困难,国家可以公开掠夺商人财产。比如《旧唐书·卢杞传》记载:
河南、河北连兵不息,……乃……谋行括率,以为泉货所聚,在于富商,钱出万贯者,留万贯为业,有余,官借以给军,冀得五百万贯。上许之,约以罢兵后以公钱还……长安尉薛萃荷校乘车,搜人财货,意其不实,即行搒捶,人不胜冤痛,或有自缢而死者,京师嚣然如被贼盗。
因为战争频繁,财政紧张,所以有人请皇帝下令,天下富商,每个人最多只能留10000贯,多出来的,都要“借”给军队。皇帝同意之后,军队就开始公开搜捕商人,如果不交钱,就酷刑折磨,有人因此上吊自杀,整个京城如同被暴乱的军队抢劫了一样。
在传统时代,遇到财政困难,政府强迫富商捐款甚至扣发百官工资是经常上演的情节。比如晚清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相当一部分就是这样得来的。
除此之外,更别提国家政策朝三暮四,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极不稳定。
所以在传统时代,财富不能给一个人带来安全,因为它随时可以被权力剥夺。权力可以让一个人一夜暴富,也可以让他一夜赤贫。汉文帝病了,长了个疮,怎么也治不好,邓通就给汉文帝吸脓。汉文帝很感动,特许他可以冶铜铸钱,邓通遂一跃而富甲天下;过几年,汉文帝死了,汉景帝上台,很厌恶这个靠拍马屁上来的人,于是邓通就“家财尽被没收,寄食人家,穷困而死”。朱元璋时代一个有名的传说是,江南首富沈万三为了讨好朱元璋,出巨资助建了南京城墙的1/3,孰料朱元璋见沈万三如此富有,深恐其“富可敌国”,欲杀之,经马皇后劝谏,才找了个借口将其流放云南。沈万三客死云南,财产都被朱元璋收归国有。这个传说虽然被历史学家证明为杜撰,却十分传神地表现了朱元璋时代富人财富的朝不保夕的情形。
这就造成了一个中国特有的现象,在古代中国,如果想经商致富,就必须与权力结合起来,寻找权力的保护。“三代以下,未有不仕而能富者。”秦始皇开创新制度之后,中国人还没有不依靠政治权力而能巨富的。
所以从春秋至清代,“大商人毫无例外都是与政治有密切联系的寻租成功者”。“子贡……范蠡、段干木、白圭诸人,类皆赖政府上之地位,而干商贩之新事业。”子贡、范蠡、段干木、白圭这样著名的商人之所以成功,其实主要是因为他们有政治权力。
《汉书·货殖传》载:
(西汉)成都罗裒赀至千余万,……裒举其半赂遗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擅盐井之利,其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货。
罗裒大手笔行贿权贵,借他们的威势来经商,所以才能巨富。
王毓铨研究明代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发现,明代那些能赚大钱的大商人“不是一般的大商人,因为他们的商业活动不同于一般的商业经营。他们所凭借的主要不是资本而是封建特权和职权,他们所进行的完全不是公平交易而是用强豪夺,他们所获得的基本上不是商业利润而是豪夺的财富。只有他们,如皇亲寿宁侯张鹤龄,才能‘横行江河,张打黄旗,势如翼虎’。只有他们,如勋臣翊国公郭勋,才能‘水陆舟车皆悬翊国公金字牌,骚扰关津,侵渔民利’”。清代也是这样。《红楼梦》中的薛蟠是清代“皇商”的典型代表,清代盐商无一不依靠政府给予的专卖权才能发财致富。
今天中国社会流行一句话,“经商要学胡雪岩”。高阳的小说《胡雪岩》也成为热门的畅销书,多次再版,销势不衰。
那么,胡雪岩是怎么成功的呢?一句话:官商勾结。在官场上找到了过硬的靠山,因此被称为“红顶商人”。
胡雪岩本来是钱庄的一个小伙计,为人精明强干,很有心计。他看到困境之中的王有龄是一只官场上的潜力股,因此投资于他,为此甚至不惜丢掉自己的饭碗,由此二人结成生死之交。王有龄后来官场发迹,胡雪岩利用王有龄的关系,开设钱庄,收获了第一桶金。
后来,胡雪岩又看准时机,以精心的算计和巧妙的手段,靠上了左宗棠,进行大量的权钱交易,借官场势力,成为天下首富。然而“红顶商人”毕竟只是权力和市场交媾的私生子。他成因为攀附权力,败也因为攀附权力,最终成了左宗棠和李鸿章权力角逐的牺牲品。胡雪岩破产之后下场是很惨的,连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在绝望中痛苦地死去。

中国商人的地位在人类历史上是比较特殊的,很少有国家如同中国这样,用“士农工商”的排位,将商人列为社会等级的最低一等,并且在生活享受标准、子孙读书就业等方面进行公开性的歧视。即使同样处于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因为没有形成大一统的政治结构,商人地位也与中国不同。
埃德温·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说因为中国经济体量的巨大,本来能自然地产生规模巨大的民营企业,但是由于政府的刻意打压,导致这样的企业无法出现:“从财源上看,中国本来有希望出现新的事业,但是力量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课税过重,吞噬民营事业以为国家垄断的例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这样一来,个人和集团的自发热情完全被政府熄灭,阻止和妨碍了创建高效率的强大企业。”
日本的诸侯也不是不想把商人阶层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权力之下,任由自己操纵,只是因为封建体制下集权不够,统治者无力控制商人,甚至经常被商人控制。所以和欧洲一样,日本也出现了“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惊惧”这种在中国完全不可想象的情景。因此,在诸侯割据的时代,因为政治权力的松散,日本传统商品经济程度反而很高,商人更有安全感,更愿意扩大投资,更容易影响诸侯的政治决策。这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经济实现顺利转型的一个历史基础,也是日本企业家精神的一个生长基础。“把日本的商人,特别是富裕农民与中国比较时,他们比由政府征收企业和课以重税的中国商人、农民具有更大的安定感,其结果培植了日本商人和富裕农民今天所谓的企业精神。他们肯于为产业和商业进行长期投资,反之中国商人和农民则醉心于通过高利贷和单纯的商业交易,取得短期的利润,同时大多把剩余利润用来购买土地,认为这才是唯一安全的长期投资方法。”
这一点和欧洲很像,政府权力的涣散是欧洲商业精神生长的前提条件之一。赖肖尔说,欧洲缺乏强大的中央集权,因此也培养了高度的企业精神,让人们敢于进行长期投资。所以他说,“欧洲和日本一样,是从多样性的封建体制和充分发展的社会结构的母胎中诞生的”,“在促进日本迅速近代化的诸因素中,有许多因素恐怕也是欧洲近代化的重要因素”。

看过这篇文章,最核心的中心思想是:“在古代中国,“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张。确实,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金钱万能,那么中国传统社会则是权力万能。因为权力的独占性,所以历代君主都对商人阶层抱有戒备和歧视心理。战国时期,中国的统治者们就十分敏锐地认识到,经济力量会威胁政权的稳定。”

另外,这两句也很关键——“政府权力的涣散是欧洲商业精神生长的前提条件之一。赖肖尔说,欧洲缺乏强大的中央集权,因此也培养了高度的企业精神,让人们敢于进行长期投资。”

不过写到商人财产被公开掠夺这一段,估计是文章在网络上被删的原因,书写出来能出版已经是漏网之鱼了,有些事可以小范围知道,不可以大范围传播,否则就会被不明真相的人曲解及众人被操纵情绪。看过傅国涌的那本书《大商人》最大的感受是,上下五千年历史如此悠久,英雄辈出,但可以写入历史的中国大商人很少,因为很难。

最近几年马云和支付宝的口径明显不同,除了马某个人的精明,还有他所依附的权力可能出了问题。花呗等试图大而不倒,可能真正原因是裹挟自己、捆绑利益、依附什么、谋求长存。

之前也看过类似的话,2017年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杨晓渡在谈政商关系的演讲中警示:“有资本希望在掌握经济权力之后,谋取政治上的权力,这是十分危险的。”

从柳传志到马云,这是被认可的企业家领头人。从马云卸任那个什么中国企业家协会主席就预示了很多问题。从牟其中到陈天桥到王健林,首富上台精彩,谢幕未必优雅。

所以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是重农抑商,三农才是中国的基石,社会稳定的基础,历代中国变革都是从农民起义开始的,历代中国经历大型经济危机,都是在农村与农业上软着陆的。所以农业一定要重视,商人与商业要适当抑制,是很深的道理的。

治理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没办法面面俱到,顾此失彼很常见。国家利益高于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才决定了保大家就是保小家。有些事情要有大局观,难怪从小学开始,到中学大学、研究生,一直贯彻始终的除了外语,还有政治。数学语文都不一定是所有人永远的必修课,比如硕士博士期间有些专业的数语外就不一定是必修课了,但政治一定是必修课,是有很深的道理的。

大局观很重要,任大炮有高深专业素养和阅历学识,但是没有高级的政治素养,逆龙鳞,有些事情违反了基本的底线,尤其去年看到他的一些被删文章,作为小白都感觉这家伙是疯了吗?还是伪文?他怎么了要发这样的文字?他是也被不公正对待了所以叛逆吗?通常强极必折、慧极必伤、情深不寿。

若干领导都评价任大炮没有大局观。很多时候,没有深入理解这句话的高级含义。

不过作为张謇、卢作孚、荣氏兄弟这种大商人,依然被淹没在时代的洪流,他们的理想主义成就了传奇,也成为一段深刻的历史,值得后人认真学习。

作为中国自古以来,政治权力高于商业权力。一流人才从政,二流人才从学,三流人才从商。以前的美国也是类似,但现在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世界各国都有一类人才从商,其实也不见得是好现象。毕竟商业秩序以来稳定的社会秩序,如果没有社会稳定做基础,国家经济就不可能健康发展,也就不可能建立持续稳定且高度发达的商业文明。

欧洲的商业文明发达,但是权力分散,导致历史上无法形成大一统,分散制衡的历史远多于统一,其优势是竞争充分、业态发达,其劣势是无法形成合力。就算日本的商业文明也比中国发达,但代价就是财阀控制整个国家,财阀之上还有太上皇国家,太上皇国家还有商业集团控制国家中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藩属国甚至一种非常隐晦形态的殖民地。

想想看,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现在,可能还算不错的。

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共和,再到代表大会,有集权有专制,也有民主有自由,现在的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其实难以判断那种政治制度更优越,只有更适合国情。

去年疫情对各国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是现实,对商人的掠夺估计也发生很多,牺牲了一波商人几十年的心血,换来国家挺过重大危机,这公不公平呢?是否值得呢?就像极了哈佛公开课《公证》,当一列失控的火车驶来,轨道有多数人,另一个轨道有少数人,如果你有扳道岔的权力,是扳了道岔牺牲无辜的少数人?还是无所作为牺牲路上的多数人?应该如何选择?这是个哲学问题,也是经济或政治问题。

所以杨晓渡是政治家,就像王岐山一样,懂经济,也懂政治。如果只认为他们只有一面之才,那就肤浅了。

能做到这个位置的人,都有格局、有高度、有智慧、有学问、有才能。

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属性是诸多属性中最末尾的,不要过分强化它。

刀背藏身、重剑藏锋,藏巧于拙、用晦而明。
格局视野,智慧文明。
人生就是一场修行。
有的人越飞越高,有的人越走越远。想成为哪种人,都是一种选择。

发布者

Lorna

简单专注,虚心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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