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31日

之前看《邓小平时代》的时候发现邓小平有个习惯:散步。这是他在江西下放时候养成的习惯,据邓榕说,父亲每天步行大约5000步,围着小楼转40圈。用她的话说,邓小平「一圈一圈地走着,走得很快,⋯⋯一边走着,一边思索,⋯⋯一步一步、一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父亲散步时在思考着自己的前途和中国的未来,以及回京之後要做些什麽。

后来我在《思考,快与慢》里找到答案:原来散步能唤醒身体的感应,使大脑思维更加敏锐。

作者提到:

我每年都要在伯克利待上几个月,在那里,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每天在山间小路上散步4英里,领略旧金山湾的风景。通常我会记录散步所用的时间,也由此对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有相当的了解。我发现自己大概用17分钟就可以走完1英里的路程。当然我也耗费了体力,以这一速度行走比我坐在靠椅上要消耗更多的热量,但行走中我并没有感受到精神压力,也没有内心矛盾,更无须催促自己前行。以这个速度散步,我还能边走路边思考。事实上,我觉得散步能唤醒身体的感应,使大脑思维更加敏锐。

在《我在哈佛的最后一课》中也提到散步式会议,过去三年里,作者和大牛人霍华德每周都会在一起待上几个小时。

在他的办公室里,在他家里,或者只是在校园里随便走走。就是这短短的几小时,使他从我的教授成为我的领路人,最终成为我的朋友。我们所聊内容的涉及面很广,虽然有些是无聊琐事,但大多还是严肃正经的。我们聊音乐、书籍和旅行,聊政治和经济,聊家庭和哲学,聊商业战略和职业拓展,聊教育与实践相对比的价值,聊一个人能改变世界的各种方式;我们聊如何追求成功,如何接受失败,如何制定目标,以及如何实现目标。

如果要把我们谈论过的所有内容汇成一句话,那会是-我们铺就了一条通向人生终极事业和美好生活的小路,沿着这条小路可以去追寻霍华德所谓的“毕生事业”。

我喜欢这种“散步式会议”,自从我毕业留校工作后,我们一直坚守着这习惯。有时我们会聊些商务话题,而更多时候我们是没有主题的。我们经常想到什么就聊什么,从心理学聊到哲学再聊到企业管理学。这成了我们每天必做的功课,也是我们必修的“心灵修行课”。由于霍华德有着哈佛最高管理者之一的身份,我去见他时不用向同事或上司告假。

《思考,快与慢》的作者卡尼曼教授提到他经过无数次对自己散步过程中的观察发现,他散步速度很快的时候会影响思考的效率和深度,因为他必须匀出精力来保证速度不慢下来,就好比跑步时需要精力维持平衡以便避免摔倒,而且速度较快时也无法进行计算等比较复杂的思考,他说:“我的体会是,我可以在散步时思考,却无法利用短时记忆来完成这样一项复杂的心算任务。”

这么看,也许邓小平境界更高,不仅散步时速度极快,可见他的思维也极快极深。《邓小平时代》里傅高义提到邓小平下放时的散步中,他无法预见什麽时候能回北京、回京後毛泽东会让他干些什麽,也无法预见那时候国家将面对怎样的具体形势。他可以思考如何让毛泽东批准他回去工作,也可以回顾自己与同事经历过的那些大起大落的生死斗争。但是,他还可以思考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党如何对待已步入晚年的毛泽东的历史遗产?如何既让毛的接班人改变路线,同时又能维持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基於他在中共领导层的广泛个人交往,他可以评估不同领导人可能发挥的作用。他还可以思考如何实现由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为此他和自己最亲密的同事已经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邓小平的散步式思考的习惯保持了一生,回京工作后,在上午三个小时的阅读时间里,邓小平很少会客,但中间他会花20到30分钟到院子里散步。有时候接见干部也采取散步的方式,1984年考察经济特区时,邓小平到达下榻的宾馆後休息了十分钟,然後与谢非等人在宾馆的花园里散步。

看来散步是个好习惯,要经常散步才行。尤其是头脑清醒的时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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