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24日

《大清盐商》第一集里阿克占面见乾隆的时候说了一句实话:这些年边患多、灾情多,自然缺银子的地方也就多了。圣祖遗训:永不加赋,然缺钱不能取之于民,只能索之于商。

和珅说:你这个索怎么那么难听啊!

阿克占说:下官是个粗人,不会说话。无论是索还是捐,看来他尹大人都没有把银子带来。

怪不得我国历代朝廷都重农抑商,把农民绑在土地上,轻徭役,也是为了安抚人心。根本原因也是农民数量多,穷,也怕造反。

而抑商一方面怕其富可敌国,贫富不均就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压制他们一方面是为了限制和博弈,让他们有所敬畏,顺便雁过拔毛。另外商人毕竟数目有限,而且有家有口有财产,难免投鼠忌器,好控制。

看到《大商人》那本书里面讲到从军阀到党国,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都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深深的无力感,也是有原因的。

历朝历代,古今中外,怕是都是如此。

王石、柳传志、任志强这波企业家读了不少史书,读史使人明智,想必他们也有沧海一粟的宿命感吧。

《大商人》节选

1944年,眼看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刘国钧的大成公司与美国签订价值270万美元的订货合同,他自己只有100多万美元,美方同意交货后三年内付清,但需要中国银行担保。宋子文提出的担保条件是:中国银行可以投资大成,但大成要成为官商合办企业才行。刘国钧担心大成被吃掉,婉言谢绝,新机器订单也就成了水月镜花。本书在叙述每个个案时将提供大量的事实证明这一点。1943年,卢作孚曾写过《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一文,他孙女卢晓蓉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说,1999年出版的《卢作孚文集》收入此文时,有一句话被删,大意是:“我自从事这桩事业以来,时时感觉痛苦,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我相信,“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和豪门资本对民生公司一而再的觊觎有很深的关系。

自1927年到1949年,以宋子文、孔祥熙为代表的豪门资本力量,包括资源委员会掌握的官营资本力量,处于绝对强势,荣氏企业、刘鸿生企业、民生公司和永利公司等,几乎所有成熟的大型民营企业,都处在他们的虎视眈眈之下,多次面临被吃掉的危险。这些企业家寻求国外贷款时不仅得不到官方支持,反而常常受到要挟。

=》现在也依然是这样。。。

近代民营企业在做大、做强之后,共同面临的最大难题首当其冲的是什么?一般都说这个威胁来自外资企业和外国产品的竞争。这里我只想简略地指出一点,对于近代中国的企业家来说,事实上,最大、最致命的威胁还是来自官资和官企兼并的威胁。我们平常说中国近代新式企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来自五个方面,包括外资的竞争、政府的软弱、资本的不足、技术的落后和动力的缺乏。这五点,我大致上同意,这也可以概括1927年以前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情况,当时,包括张謇、穆藕初等企业家在内都感叹政府的软弱无力,没能给企业提供有力帮助。而民国时代风气渐开,“公司法”也有了,许多企业为什么还要选择租界或租界附近?甚至连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部、几个大银行的真正首脑部门,抗战前也一直都在上海,而不是南京。缪云台感叹租界力量之大,其中奥秘不难琢磨。

荣德生的大女婿李国伟回忆,北洋军阀比较容易应付,他们的办法也简单,一般是把各银行、各厂的主持人请去开会,关上门“讲斤头”,不满足他们的胃口,就不让出来。但是,如果你事先看出苗头,可以托故不去,也可以硬挺软磨,讨价还价,到了国民党时代就不行了。蒋介石控制长三角不久,荣宗敬不愿全额接受摊派的库券,就横遭通缉,无锡家产被封。

=》现在也还是这样。。。。

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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