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30日

维义分享了一篇纪念司徒雷登的文章《他为中国创立最伟大的大学,可中国却容不下他》,说:

在司徒雷登任燕京大学校长的27年里,他十数次往返美国,为燕京大学筹集到大约25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成了燕大主要的经济来源。连大 军阀孙传芳也曾给燕大捐了2万银元。
他远赴西安,找到了后来北大燕园的主人—山西督军陈树藩。在和陈树藩交涉的过程中,司徒雷登显示出了他非凡的交际才能,他不仅让这位督军以六万大洋的极低价格把这块地让了出来,还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作了奖学金。

我说:这种人是有多重身份的,尤其是文化人背后隐藏的政治身份。文化人的笔杆子就是枪,甚至是虎符,可号令三军。而且文化就像道德一样,总是以正面正义施加影响力,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难搞,都会被当局者谨慎敬畏。

司徒雷登当了校长这么多年,桃李满天下,意味着人脉遍天下,影响力遍天下。尤其在控制国家权里的各种精英的人群中,这种人物的地位,不亚于武林盟主。校长的身份,更像是武林盟主的老师,更厉害,精神领袖,教主。不得不防。

就像蒋介石当年建立黄埔军校的目标一样,一方面是培养嫡系部队,一方面从思想精神伦理信仰全方位控制大家,这才是基本不会背叛自己的军队。假如有人政见不同,都没法离开,因为这意味着背叛师门,伦理上就会被其他同学以正义之名唾弃甚至剿杀。

尽管司徒雷登对中国教育界有卓越贡献,但他毕竟是美国人,抹不掉的血液和身份。无论哪个时代,最顶级的社会精英都无法避免被政治裹挟。司徒雷登要想生存在中国,混乱但暗涌势力极大的中国学界站住脚跟,无法避免依靠美国力量的支持,因此也无法避免美国的国家利益(文化价值观的输出)。不然,凭借一个一无所有的小老头,想在中国建立这么一所大学,做梦。

文化和艺术是非常昂贵的。不少中国精英也想教育救国,比如冯庸,把家族产业积累了几辈子的万贯家财拿出来,办独立大学,最后的结果如何?大家可以查查这段历史。如此宏大的家业,倾家荡产都不算成,这事并不简单。张伯苓如何起价?最后如何?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客观讲,如果我们有个这样的人输入到美国,于战乱在美国建立了一所比哈佛还牛掰的大学,战争结束后的美国,最终也容不下这样的人,能会客气的请走就算很重视教养和礼数了。这是政治,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行业做到顶级的人,都难以避免和摘开与政治的粘连,你不粘它,它也来盯你粘你,而且虎视眈眈死盯住你。

就像邓丽君要想继续艺术生涯,就必须接受台湾当局的条件承担间谍义务。比如文化部长英若诚,要想生存,也必须要监视汇报甚至举报身边来往的所有文化界国际界的亲密友人。这是悲哀,但也是事实。想要最好的生活,就必须接受最强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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