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5日

福利电影社

很小的时候就看过《聪明的一休》这部动画片。后来偶然一次看到了全集,才知道《聪明的一休》原来有298集。

也就是这次,知道了这部动画根本不是什么治愈动画,而是一部悲伤的怀念亲情的动画。

一休和妈妈被迫分开是因为怕他家会造反,所以把一休弄到安国寺当和尚才能保住一休的命,新佑卫门最初也是为了监视一休才接近他的。

里面有很多非常残酷现实的剧情:穷人家的孩子吃不饱饭,动画片里好多集都专门描写了绝望的母亲被迫把小孩扔掉。

大结局更是跟我们大陆版有天壤之别:

一休决定去游学修行,最后一集他一一向母亲、小叶子、将军、安国寺的师兄弟还有师傅和新佑卫门告别,除了师傅和母亲没有告诉任何人,打算晚上独自一人离开。

还是大家发觉有问题追了出去,最后就是大家抱在一块痛哭,只留下一休独自离开的背景。

本来很和善的将军,其实一直随时准备杀掉一休。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一休的母亲非常害怕,唯恐一休被将军杀掉。

看了大结局,我明白为啥大陆版只有几十集了,还是专门做过挑选的,主打科普向欢乐向的剧情确实更适合小朋友,也更适合我们的国情啊。

2019年7月24日

德国电影《帝国的毁灭》,《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作者推荐。

真实改编,比任何一部二战电影都震撼。希特勒不全是恶魔,他是个人,自杀场面很震撼,第三帝国的毁灭的陪葬,场面宏大细腻,仔细看,都是雅利安人种的帅哥。

2019年7月22日

中苏关系在课本上讲到抗日战争结束,基本就语焉不详了。比如苏联为什么在东北援建大量工业基地,比如为什么当年忽然撤走苏联专家和资金物资,比如当年为什么打珍宝岛,为什么辽宁撤军,为什么越南战争,为什么朝鲜战争,为什么中国非要研究原子弹。

看了这篇文章,大致穿起来了。

中学毕业以后对历史和地理不再感兴趣,但时间为轴,地理为线,编织出一份超长有精美生动的画卷,难怪好些人喜欢读历史书,都是故事,无论悲欢离合,还是壮烈惨烈,都是非常生动异常的。

历史的深处——论中苏关系的变迁
作者:生煎包子说
来源:豆瓣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苏联,它曾是20世纪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如今早已随着时光进入了历史,但苏联和中国的关系演变,却是20世纪后半叶一段让人值得回味却又唏嘘的往事。中苏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新中国的成立与苏联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苏联曾经是中国的老大哥,两国有过无比亲密的过去。但这两个兄弟也曾闹过激烈的矛盾,甚至兵戎相见。而当两国决定结束过去,开创新的未来之时,克里姆林宫的镰刀锤子旗黯然飘落,中苏关系成为了永恒的过去,却也意外成了中俄关系的起点。 20世纪的中苏关系确是大国舞台上呈现了别样的风情,留给后人无限的感慨。

蜜月时代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同时也为迷雾中的中国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天起,苏联就一直影响着中国革命的进程。最终中共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苏联政府在1949年10月2日,也就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就照会中国政府,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这一点时至今日都被许多中国人铭记,也是中国现代政治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而当时冷战的大幕已经拉开,使得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自然更加紧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中苏关系自然走得更近,苏联开始不断援助中国,为新中国初期的建设提供了支持,并且为了对抗美国和确保在亚洲有足够且有份量的盟友,苏联不断地示好中国,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署,中国正式成为苏联的盟友。而中国为了新生初期打破西方的封锁也迫切需要苏联的支持,自此中苏从此进入蜜月期。从地缘政治上说,当时的苏联需要中国作为它在东方的主要屏障,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定盟友和亚洲社会主义的成功典范,以及与美国打交道时手中一张重要的牌;中国则需要苏联作为自己抵御西方的主要依托以及贷款、经援和军援的主要来源。于是在那个蜜月时代,苏联老大哥是中国社会的一切标杆,举个例子,那时候的中国,学校里都会教授俄文,这也就是许多现在爷爷辈的中国人会说俄语的原因。中国各行各业都有苏联专家的身影,帮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但是甜蜜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图1:《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现场

走向深渊
从1958年开始,由于双方对社会主义理论和信仰的不同理解和各自国内形势的发展,以及 “长波电台”、“联合舰队”和“炮打金门”等一系列事件,中苏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尤其两国领导人,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的个人关系出现了嫌隙。紧接着,当中国开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国内政治越来越左倾之时;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的那篇极其有名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这篇报告将苏联的慈父斯大林批判成了暴君并且全盘否定了斯大林模式,造成了对整个社会主义世界的冲击,最终导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1958年苏联撤走所以援华专家,兄弟关系正式破裂,从1960年到1968年,中苏关系进入了“冷战”时期。中共发表了“九评”,苏共则公布了“国际共运总路线”,双方互相“口诛笔伐”,批判的火力异常猛烈。

随着争吵的加剧,苏联领导层越来越严重的帝国主义霸权野心,中国国内极其复杂和敏感的政局,导致中苏关系在黑暗里沉沦。1969年,文字的交锋终于演变成了战争,中苏在珍宝岛爆发了军事冲突,后又在新疆的铁列克提爆发血腥的武装冲突,关系降至冰点。两国随即在边境陈兵百万,相互对峙。中苏间人员往来中断,双边的业务交往也只限于一点贸易及每周各开一个航班和一趟列车。对此有人评称:“在中苏关系的‘黑隧道’里,既见不到光点,更看不到尽头。”中苏关系的破裂,也迫使中国政府改变外交政策,历史性地做出了联美抗苏的决策,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之路。就这样,中苏开始了10年的黑暗时代。

图二:珍宝岛战役战地图片
重生和终结
历经了10年的黑暗深渊,从1979年开始,中苏关系终于迎来转机,看到了黎明的曙光。1979年4月3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项决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于1980年2月14日期满后不再延长。同时重申,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苏联“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随后中国提出了苏联从蒙古撤军百万,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三个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前提, 虽然没有实质进展,却是两国开始从对抗走向缓和的重要一步。

1982年3月24日。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特意选择在离中国不远的塔什干公开发表讲话,向中方发出了改善关系的重要信号。他在讲话中虽然对中国进行了攻击,但又明确表示:他们从未否认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反对“两个中国”;同时准备就改善中苏关系问题与中方举行谈判。由于勃列日涅夫在这次讲话230天之后就去世了,因此这个讲话被称为了“勃氏绝唱”。

中国政府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讲话所传递的信息。领导人邓小平马上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这一讲话作出反应。外交部为此召开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那是1982年3月26日上午,地点就在外交部主楼门厅处。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就站在钱其琛周围,担任翻译的是李肇星。作为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钱其琛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声明念完后,没有提问,也不回答问题。这次的发布会就这么结束了。这一刻永载中国的外交史册。

然后,着勃列日涅夫逝世,中苏之间开启了葬礼外交,在苏联经过安德波洛夫和契尔年科的暮年执政后,1985年戈尔巴乔夫最终接掌苏联的大权,中苏开始了全面的谈判。随着1989年苏联撤离阿富汗和撤军蒙古,以及越南撤离柬埔寨。中苏关系终于迎来了正常化,1989年5月15日,戈尔巴乔夫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在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后,历经大约30年波折的中苏两国,在北京宣布关系正常化。1991年,江泽民总书记回访苏联,在中苏关系史上写下了最后的一笔,因为三个月后,克里姆林宫的红旗黯然飘落。历史依旧在书写,但中苏关系这章却搁下了笔。

东西方冷战的全面对抗,中苏两国领导人的博弈,两国超过4000公里的边境线和与之等长的历史恩怨,纠缠在一起,造就了中国与苏联超过40年的恩恩怨怨和能够让人无限回味的中苏往事。

不问归期

2019年7月20日

看到察网的这篇文章,有几点感受:

1.1994年海外出版的《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是一本禁书,豆瓣搜不到名录,因为作者是敏感词。这个L大约是刘晓波,2010年获诺贝尔和平奖,获奖期间刘尚在服刑。

诺贝尔和平奖有很强的政治性,早已不是单纯的为了世界和平、外交及裁军等方面,公正的颁给做出卓越努力的人物。刘的获奖应该因西方某国的国家势力的大力运作和强力干预,就像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引发极大争议一样,诺贝尔和平奖几乎跟奥斯卡奖一样,需要大量lobby,并不是公平独立的学术评奖,也充满政治倾向和暗箱操作。

应该说前期的刘的作品,是有严肃的思考,但他出名后继续追逐名利,因此论为被政治势力利用。

知识分子的普遍弱点是名利,往往在政治上天真幼稚,容易沦为国家间对立政治势力的打手。这种被当枪使的知识分子及文学奖、艺术家,往往是没什么好下场的,最终不是拘禁服刑,就是流亡追杀。当两种势力被夹击的厉害,还会面临被出卖和挤兑,身败名裂,粉身碎骨。比如当年被逼走投无路的海明威。还有被中情局利用的《日瓦戈医生》及作者。

2.把中国问题归于制度或领导人的问题,的确是极端和肤浅的。

单纯的把经济搞上去、把民主更放开,并不能解决真正的中国问题。真正有效的解法大约是,物质文化需要要跟精神修养程度相匹配。当下的社会矛盾变化为: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包含贫富差距,信仰缺失,精神贫瘠,等等引发的各类问题。

所以国学的复兴,虽然有时也连带着把酸臭腐朽复活了,但古人们对精神追求和生活智慧的积累,其实是一种优良传统,生活里需要观察和反思,需要根据当下的时代进步,形成每个人“过好日子”的生活智慧,这大约就是精神信仰吧。

3.察网列举了三个人,刘晓波、茅于轼、余英时、陈道明,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思考,各有所长,也各有局限。

盲目追求经济,代价是污染和对国民身体的损害。拼命追求金钱,导致道德的衰败。教育的忽视,导致素质的退化影响后代。——这些二十多年前的反思是认真严谨的,1994年还没有全面改革开放,具有很强的前瞻性。提出准确问题,对应解法就明确了,尽管既不能防患未然,也未伴随修正。事后印证,亡羊补牢。

4.反思和积累,其实就是一场自我教育的过程,随着时代不断成长。

5.察网居然拿出刘晓波的正面观点来举例,真大胆。

胡新民 | 一位旅美大陆作家谈“老路”和“邪路”

上世纪80-90年代,有一些中国文化人旅居海外,在美国的居多。他们之中有的虽然身在海外,但对中国的发展仍很关心。其中有位2005年去世旅美作家就是这样的人,在此且用L作家代表。

1994年海外出版的《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是一本有一定影响的书,有香港版、台湾版,日文版和英文版。笔者看到的的是中文繁体字第七版。该书汇集了当时旅美的43位华人名家对中国时局的分析,其中不乏有独具慧眼者。印象最深之一的就是L的见解。笔者以为,读读他对“老路”和“邪路”的看法,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在谈到中国下一步走向的时候,L作家认为多年中国流行的一种观点是肤浅的,那种观点“就是只要有了市场经济、有了民主,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因此,L作家当时就意识到了中国发展的“老路”和“邪路”问题。他认为,中国的道路,既不能是老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不是全盘西化。”“必须以中国特殊国情为基础,参照外国的经验,找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来。”他认为过去只抓政治是不对的,但是现在“经济上去了,人下来了”,“人退化了”,“其结果都是把人扭曲。这是在一切问题中最可怕的一个。”

可怕到什么程度?L作家的警示是三个“自杀”。他说:

“一个是拼命追求经济,而不顾环境污染,是身体上的自杀;拼命追求金钱,男盗女娼,是道德上的自杀;教育衰败,人的文化素质退化,是智能方面的自杀。”(见《邓小平之后的中国》428-429页)

当时的采访者告诉L作家,他还采访了历史学家余英时,余也认为,如果把中国的问题简单地归咎为制度或者法律问题,那太肤浅。

身在美国L作家,通过自己的亲自观察,发现尽管美国的制度是民主的,法制是严密的,但还是弊端丛生。因此,他认为关键的还是人的的问题:一个社会最需要的是人的高尚。

在对人和物的理解方面,L作家确实高人一筹。有些人因为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缺乏深度,怎么都理不出个头绪来。例如茅×轼,他曾在回答FT中文网记者关于现在中国社会的抱怨和暴戾之气时说:

“这个现象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跟过去低层的人生活比较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更不要说高收入者……这么好的生活为什么怨气还这么大,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L作家可以说早就回答了茅×轼的问题。这里还可以联系到中国梦的问题。著名演员陈道明的中国梦或许可以使茅×轼茅塞顿开。陈道明在2011年的一次关于践行中国梦的颁奖会上说:

“我的中国梦,是每个人都能正常生活,正常工作,正常睡觉,正常治病,正常吃东西,正常走在城市的马路上,呼吸的空气是正常的,到医院看病、排队、挂号也是正常的,死亡也是正常的。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要求。”

陈道明为了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得更清楚一些,还补充说

“真的,我宁可没电脑、没电视、没汽车,哪怕我现在兜里就十五块钱,只要我觉得安全、很愉快,大家都很有秩序地生活和工作,政府和国家很有秩序地发展,我的工作和生活就会很踏实。像现在,不知道明天单位会不会破产被辞掉,也不知道明天口袋里的钱会不会贬值。”

这就是说,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物质清贫一点关系并不大,生活的安定则更为重要。

陈道明所说的那种生活特征,应该是很多人都或多或少是了解一些的。但是茅×轼们可是就是理解不了的,这可能与他们只熟悉经济工作有关,过于关注物而过于忽视了人。因此,我们应该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国情和民情。在这方面,无论是陈道明还是L作家,他们的话还是值得思考的。

胡新民,察网专栏学者,独立学者。

2019年7月18日

看到乌鸦校尉的一篇《清政府到华为,汇丰为啥老给我们捅刀

后来,香港回归中国,为了逐步收回金融主导权,中国银行也进入香港,分走了汇丰的一部分业务。

其他地方发行的货币,都是由本国的中央银行来做,而且统一样式。

但是香港的货币,却是由三家银行一起发,英国汇丰银行、英国渣打银行以及中国银行。

三种样式的货币都在市面上流通,英国汇丰银行的比例还是大头,有百分之六十多。

——原来香港最近乱的根源在于香港逐渐被大陆收回金融主权,因此英国汇丰银行抵抗不住大势总缺钱,因此给墨西哥洗黑钱,然后被美国抓住把柄要罚款,汇丰银行招架不住出卖了华为,大陆对汇丰银行估计加强了限制,导致英国人无计可施开始煽动香港安插的不安分子闹事,这种暴动级别,就是希望演变为小规模战争。

汇丰银行被美国处罚了,2012年为墨西哥毒贩洗钱,被美国罚了19亿美金。

据彭博社报道,让汇丰银行苦恼多时的洗钱案终于迎来了宣判。

由于对洗钱活动的监督不力,一些贩毒集团得以通过汇丰银行进行洗钱活动,而美国联邦法院最终裁定,作为惩戒,汇丰银行需缴纳约19亿美元的罚金。而这成为了美国银行史上针对单个银行的最大规模罚金。

汇丰也可能被中国严厉制裁。

恐遭中国制裁 汇丰银行多起重大丑闻被曝光

北京时间7月15日,《北京日报》旗下长安街知事称,汇丰严重漠视中国政府和中国司法部门。文章指出,作为在香港、上海开设的银行,汇丰未获得许可将位于中国境内的人员和数据转移至香港和其他国家,用于取证和调查,这完全视中国法律于无物,视中国司法部门为无物。

分析认为,这家被指频繁获美国“免死金牌”的大型银行在处理涉及华为事务时触怒中国,恐被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遭中国制裁。

《环球时报》曾披露,汇丰银行通过“内部调查”,帮美国司法部搞到了一份可用来起诉华为公司的材料,为美国司法部罗织对华为动手的“罪名”提供了帮助,最终导致华为高管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

长安街知事说,汇丰银行作为一家1865年就在香港和上海两地开业的银行,75%的收益来自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特区的银行。

在2019年5月,汇丰银行上海支行被中国银保监会开了100万罚单,理由是信用卡资金用于非消费领域。

前不久香港不安宁,从6月4日开始借某门纪念日活动为由开始聚拢大量人群集会,7月1日更发生了暴力冲击立法会的恶性事件。持续到现在七月中,开始冲撞殴打警察,甚至把一名港警的手指生生钳断。

现在的信息表明,这是由香港反对派、“港独”分子与西方反华势力联手发动的一场乱港、祸港事件。而在幕后的西方反华势力中,美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NGO)扮演了操盘手的角色,对香港“捣乱者”们进行有组织的培训和资助,借民间NGO组织进行隐蔽化和市场化的操作,索罗斯的基金会也深度参与其中。

顿时联想到从前的事,十几年前就知道政府对很多NGO组织的监管和审核是很严格的,有些是看似没问题的资助山区贫困学生的慈善活动,也要经受严格的监管和审批。原来是怕渗透,而且真的不少是渗透。

涉及公共知识分子的大型会议尤其聚会,都会有卧底监视。当年参加过一次媒体晚宴,结果桌上就有两个,其中一个貌似宣传部有关单位的中年男子,另一个是新浪主管新闻的一个人,新浪的受中年男子领导,而且示意过其他资讯公司的老板希望通过合作新闻研究的方式进行合作,当时不明白,原来这是官方渗透和监管。难怪今日头条壮大后,信息流的常年头三条置顶都是雷打不动的主旋律,这是舆论出口和控制。

原来索罗斯的投资机构和基金会,从来不止是单纯的经济投资,而是基金会一直对其他国家进行强有力的民间渗透,用市场化经济化的手段实现政治目的,但实际上政治经济不分家,政治性活动也是为了经济目的服务的,不然当年狙击英镑、泰铢、港币,所向披靡的背后的真实原因根本不是强大的投资能力和操盘水平,而是有这些强大的基础和控制在支撑。

所以这次香港暴乱的背后,美国民主基金会通过组织和操控获得政治目的,索罗斯收获经济目的。从占中到这次暴乱,香港各类公司及交易所的股价在震荡期间,也是索罗斯等巨头在“呼风唤雨”和收割利益的时候。这也是一场经济战,不知这次香港被掠夺了多少财富。

学生运动和黑社会都是急先锋,是上街聚众闹事的主要参与者,所以香港大学是港独的桥头堡,占中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和学生领导黄之锋居然是1996年生人,受反华势力培训和资助,而且也为他铺垫了后路,一旦追责,可以帮助他移民美国。因此想起拍下今年巴菲特午餐的那个90后“创业者”孙宇晨,所谓通过比特币波特币赚了巨额财富,但实体公司的实力和组织非常薄弱和神秘,这就是在洗钱,一个90后没多少经济学从业史和商业经验的年轻人,为何能操盘如此巨量的资金?幕后的操盘手一定有巨大的隐蔽大佬,这个体量的资金,不只是吸收全国的菜鸟玩家而已,操盘能力需要巨大资金的庄家不断操盘提拉价格,不是黑社会就是暗势力,孙宇晨之流只不过是个前台的吉祥物而已。

想起著名斯坦福教授张首晟自杀事件,他所成立的丹华资本,其中一半左右的投资是区块链相关,美国点名他是对中国技术转移,但丹华资本早期的募集资金可以伪装,收益需要打造,区块链和虚拟币因为高度隐蔽性已经成为洗钱和合法化转移资金的重要手段,如果说张首晟的资本里没有大陆资助是不可能的,但美国因此指控张首晟,并借此进行威胁和逼迫也是逻辑自然的可能性。如果阴谋论是真的,张首晟即便是真的自杀,也是美国情报部门利用一些手段和把柄来促进的,压力不会只来自于张首晟自己的抑郁症。

2008年12月1日应该是美国特工的一次抓捕行动,加拿大抓孟晚舟,斯坦福抓张首晟,但在张首晟这里出了意外,人死了。两人一旦同时被抓同时审问,二人作为有身份地位的公众人物,又不是经验丰富的街头造反派和职业革命者,所以后果不堪设想。张首晟如果真的有抑郁症,应该来自这些事情导致的长期压力,他身在美国缺乏足够的保护,这是悲剧的根源。

有一篇文章讲《港大发生了什么》,复盘了最近两个月香港发生的事。

而下面这篇文章《搞乱香港的美国幕后组织被挖出,操盘反华事件,进行颠覆活动,索罗斯参与其中》作者熊佳,出处新民晚报。则复盘了搞乱香港幕后的美国国家势力及索罗斯经济势力的参与。

来源:新民晚报深海区工作室

特约撰稿人 熊佳

前不久香港不安宁,7月1日更发生了暴力冲击立法会的恶性事件。现在的信息表明,这是由香港反对派、“港独”分子与西方反华势力联手发动的一场乱港、祸港事件。而在幕后的西方反华势力中,美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NGO)扮演了操盘手的角色,还为冲在台前的“泛民”进行组织、策划、培训、资金和物质供应、舆论引导等一条龙服务,其中核心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

NED是美国“第二中情局”?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也称“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的成立源自1982年美国总统里根在英国议会发表的演讲,提出要在全球“推广民主”。1983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国务院授权法》,拨款3130万美元正式成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并且依据《美国国内税收法》第501条第3款,让其享受免税待遇。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宗旨是以非政府组织渠道对海外“民主”运动进行支持,推行美国的价值理念,扶植亲美势力,扩大美国在这些地区的有效影响,确保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利益。基金会的活动只受国会监督,理事会成员不由总统提名。

表面上看,国家民主基金会是美国200万个非政府组织中的一个,但该基金会历任主要负责人都有官方背景或与美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首任代理主席为当时的国会众议员法塞尔,首任主席为前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约翰•理查德森,现任主席卡尔•格什曼曾是美前驻联合国高级顾问。该基金会最高决策机构董事会23名成员中,有3名参议员、2名众议员、5名前议员,还有5名前驻外大使。

国家民主基金会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关系更是密切。据俄罗斯媒体披露,例如该基金会的创始人之一小沃尔特·雷蒙德,1970-1982年间一直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至于该基金从事的活动,其创始人之一的艾伦·温斯顿曾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今天做的许多事情,就是25年前中情局偷偷摸摸做过的”。由此可见,国家民主基金会实际上就是一个换了马甲的中央情报局。但由于其有非政府组织的招牌,不易引起注意,所以西方的研究报告都说,“在向非政府组织提供战略资金方面,美国外交政策精英们认为国家民主基金会比秘密支援更可靠”。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

国家民主基金会运营的资金主要来自美国议会审批的政府拨款。1984-1990年,国家民主基金会每年从美国新闻署那里领1500-1800万元;1991-1993年,每年可领到2500-3000万美元。但是在1993年,美国众议院投票决定取消对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拨款,使得国家民主基金会面临断顿。所幸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成员大都是美国官方人员,人脉很广,再加上该基金会又有众多的支持者,因此最终得以继续吃美国的财政饭,而且获得的拨款还增加到了每年3500万美元,具体负责拨款的政府部门也换成了美国国际开发署。201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进一步增加了对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拨款。例如2004年为7900万美元,2005年为1.13亿美元,2006年为1.09亿美元,2007年为1.06亿美元,2008年为1.34亿美元,2009年为1.31亿美元,2010年为1.35亿美元,2011年到现在基本上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上。

除了美国政府拨款,国家民主基金会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还多了两个资金渠道,一个是美国国会对外民主项目资助,近年来每年近2000万美元;另一个是美国国务院人权民主基金拨款。此项拨款始于1999年,当时只有165万美元,以后逐年递增,到现在达到1000万美元左右。此外,该基金还接受其他机构(包括史密斯·理查德森基金会、约翰·奥林基金会、布莱德雷基金会等)的捐款,只是份额很少。

国家民主基金会拿到资金之后,再转拨给旗下的4家非政府组织,即负责多元化与“自由公正”选举的国际共和学会(IRI)与全国国际事务民主学会(NDI),负责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国际私有企业中心(CIPE),以及负责建立独立工会组织的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ACILS)。此外,国家民主基金会每年还将多项经费提供给亚洲、中东欧、拉美、中东、非洲以及前苏联地区的非政府组织,对这些地区美国看不顺眼的国家进行颠覆活动或推动“颜色革命”。

向中国渗透

中国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重要目标。近年来,民主基金会每年用于中国活动项目的预算都在600万美元以上,其中针对中国内地的预算就接近500万美元,用于支持中国企业、学术机构、媒体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并频频资助境内外的“民运”、“藏独”、“疆独”等势力,直接干涉中国内政。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针对中国内地的项目,主要采取由基金会资助课题合作、项目研发、人才交流、专题报告等方式,重点是中国内地学界。从该基金会网站发布的预算情况看,资金往往经由美国商会、劳联-产联等机构,流向中国内地。它通过委托这些机构举办研讨会、邀请中国内地学者访问、派遣美国学者访华以及通过杂志发表中国内地学者论文等方式,实施渗透计划。如曾拨款3.65万美元资助北京某文化传播公司,用于“资助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与保护”;在2009年之前曾多年向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成立于1994年,2005年初更名为北京知爱行信息咨询中心,2007年中更名为北京知爱行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资助达25万美元以上。由于该基金会针对中国内地开展的所有活动都是通过民间渠道进行,以市场化手段操作,因而带有很强的隐蔽性。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中国内地学界的资金投入,并不期望获取多少有价值的情报,而是想把握中国内地学界关注的是什么,努力寻求中国内地学界按照美国划定的路线图思维,增加美国对中国未来走向的确定性。也就是说,该基金会致力于长期改造中国内地学界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系统工程。

该基金会对“民运”、“藏独”、“疆独”等势力的资金投入每年在100万美元以上,进行赤裸裸的颠覆活动。在2008年的拉萨“3•14”事件和2009年的乌鲁木齐“7•5”事件背后,都有该基金会的影子。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针对香港的活动项目主要是由其下属的全国国际事务民主学会和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负责,长期资助香港“民主党”、“思想政策研究所”、“新力量网络”、“香港职工联盟”、“香港人权监察”等非政府组织,专门培训“港独”分子如何上街闹事,事后如何逃避追责,如何嫁祸他人,如何恶人先告状。从2003年至今,香港每次大型街头运动都少不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幕后的组织、策划、指挥、资金和物质提供。

培养“港独”骨干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重要工作。除了像李柱铭、陈方安生这类“港独”大佬得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助之外,一些草根“港独”分子也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扶持起来的。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在2012年反“国民教育”事件中“一战成名”的香港前“学生运动领袖”黄之锋就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精心培植的“港独”骨干。2012年11月,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临时拨款10万美元,通过“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干事叶宝琳交给黄之锋,作为活动经费。2014年3月,美国势力又通过“陈某某”交给黄之锋160万港元。不仅如此,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还向黄之锋承诺,如被警方检控,将获安排全额资助赴美英留学等等,为其安排好了“后路”。有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大力撑腰,黄之锋的“港独”活动愈加活跃,不仅在政治上指向性更明确,而且与其他“港独”组织相勾连。

黄之锋,男,1996年10月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其父黄伟明是公民党的一员。黄之锋是“学民思潮”的召集人之一。也曾为“占中”发起人之一。

有着“播独”温床之称的香港大学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渗透的重点。多年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一直通过全国国际事务民主学会资助香港大学比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CCPL),而非法“占中”发起人之一戴耀廷曾担任该中心管理层成员。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有着多年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颠覆和“颜色革命”的丰富经验,对街头政治这一套做法玩得很娴熟。2003年阻挠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的50万人街头运动,就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幕后组织、策划和指挥的。由此可见,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已经成为影响香港稳定的最大黑手,其危害性远超那些台前的“港独”分子。

不安分的索罗斯基金会被称为“金融大鳄”的美籍匈牙利犹太人乔治·索罗斯一直有着双重身份,一方面是国际金融家,另一方面是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其掌控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SF)目前有37个地区办公室,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项目。开放社会基金会称,他们致力于建立“有活力、有包容的民主体制,政府值得信任,并且开放全民参与”。

但实际上,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所进行的活动大都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通过在其他国家教育、媒体、医疗卫生、法制、艺术、交通、经济和人权等领域进行的援助和扶贫等活动,大肆输出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尤其是在所在国的“街头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之前东欧国家频繁发生的“颜色革命”,就与索罗斯基金会有着很大关系。正因如此,近年来索罗斯基金会在很多国家的活动受挫,例如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都取消了该基金会的注册资格。2015年,索罗斯基金会在俄罗斯被禁。俄方称其为“不良分子”,对俄罗斯的安全和宪法秩序构成威胁。2017年11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指责索罗斯试图分裂土耳其,随后索罗斯基金会决定停止在土耳其的运营。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一直指责索罗斯基金会及其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操控移民和阴谋破坏欧洲的文化结构。2018年初,匈牙利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了“阻止索罗斯”的一揽子法案。在此情况下,索罗斯基金会在同年5月15日发表声明撤出匈牙利。

对于中国,索罗斯基金会很早就将鳄鱼爪伸进了非政府领域。1986年初,索罗斯基金会曾向当时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表示,他愿意仿照在匈牙利搞基金会的模式,每年出资不少于100万美元,资助中国改革和开放的研究活动。此后,他将这种想法付诸实施,计划在中国筹建索罗斯基金会中国分部。截至1989年,索罗斯已向中国相关机构提供了250万美元捐款。1989年,索罗斯基金会撤离中国。

2004年之后,索罗斯基金会又开始悄然进入中国,行为模式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相似,也是通过民间渠道进行,以市场化手段操作,向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及相关机构捐赠款项,主要集中于法律援助、公共利益诉讼、环境保护以及艾滋病防治等领域。据报道,索罗斯基金会仅在2005年就向中国非政府组织及相关机构捐赠了近200万美元,前面提到的“知爱行”也是其中之一,在2005年共得到了索罗斯基金会23.5952万美元的资助。除了直接资助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索罗斯还通过其他境外组织对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进行资助。此外,索罗斯基金会还在公共健康、信息与课题组与中国的一些大学进行合作,开展学术讨论和课题项目研究。

索罗斯基金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活动近年来很是活跃,而且像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一样重点渗透香港大学。2017年3月香港《大公报》翻查DC Leaks网上公开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内部机密文件,独家披露了索罗斯基金会从2015年起活跃于戴耀廷现职的港大法律学院、比较法与公法研究中心以及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合办多个工作室、“公民领袖计划”、“人权奖学金”及环球学术研讨会等,并且还出资给戴耀廷出版书刊。在香港“街头政治”的背后,索罗斯基金会显然脱不了干系。

全美国际事务民主研究协会对于香港大学的渗透力度不亚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和索罗斯基金会,例如港大的“民意研究所”就是由全美国际事务民主研究协会出钱资助,并提供技术支持。而这个“民意研究所”,完全是奔着政党发展和城市政治而去。全美国际事务民主研究协会与美国政界的关系很密切,例如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就曾担任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主席。

小心才不会出大错

美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到底有多少呢?我国民政部主管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曾在2012年3月30日发布了一份长达110页的《美国NGO(非政府组织)在华慈善活动分析报告》,首次通过大量文献信息和数据调查,描述并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美国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的基本情况。根据这份报告,自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在华活动的非政府组织总数达1000家之多。

比较知名的除了上述几家之外,还有亚洲基金会、美国民主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美国发展基金会、团结中心、国际关怀、美国家庭健康国际、美国特灵格研究中心、默沙东艾滋病基金会、孟山都基金会、可口可乐基金会、花旗集团基金会、陶氏化学公司基金会、柯达慈善信托基金、摩根大通基金会、摩托罗拉基金会、加州联合石油公司基金会、德意志银行美国基金会、世界宣明会(美国)、德国米索尔基金会、德国基督教发展服务社等。

虽然美国非政府组织名义上都不是官方机构,但它们实际上都无法割断与美国政府、企业或宗教界的联系。例如亚洲基金会是美国国会在1954拨款成立的,美国众议院曾在1983年关于《公法》的决议中专门列有关于亚洲基金会的条款,对亚洲基金会的工作予以肯定和表扬,从中可以看出亚洲基金会复杂的政治背景。

据《美国NGO(非政府组织)在华慈善活动分析报告》显示,美国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主要是通过捐赠进行。在30年时间里,美国非政府组织通过捐赠输入中国的资金约为200亿元人民币,其中82%流入高等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及政府机构。也就是说,美国非政府组织的主要资助对象并非中国的民间组织,而是体制内机构,这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对此,《美国NGO(非政府组织)在华慈善活动分析报告》主编刘佑平表示,“这200亿元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比美国企业2万个亿的影响还要大。”

对于美国的非政府组织,既不能视之为洪水猛兽,也不可能掉以轻心。要想让在华的美国非政府组织真正将心思放在帮助中国上,而不是捣乱上,最关键的还是要实行依法监管。2016年4月28日,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2017年1月1日开始正式生效。这项法律规定,境外非政府组织,包括慈善及环保团体,在中国要向警方登记才可工作,警方有权调查这些机构,也可将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等的非政府组织列入不受欢迎的名单,不得在中国境内再设立代表机构。而由于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主要是通过捐赠在华开展活动,因此有必要对资金来源和去向进行有效监管。